高校招生大战如何转“危”为“机”？

　　7月6日，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同城名校的招生“口水仗”也暂告段落，不得不思考的是，高校招生之战已经从战略结盟，转向战术运用，进而向战技搏杀方向发展。

　　教育的内涵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响，从这一点看来，当考生分数成为衡量优劣和自身发展“机”会的时候，所带来的高校生源争战，透露出高校未来发展之“危”。

　　从“教书育人”的教育源头来讲，这种盲目以分数为基准的选择性育人，透露出教育内涵的缺失之“危”，其实质是教育短视。从“影响身心”的教育责任来讲，这种不择手段争夺高分生源，触发的是即将步入高等殿堂的年轻学子，唯分数是从的功利之“危”，其实质是教育失职。从“培养人才”的教育终极目的来讲，这种招生大战没有顾及到那些偏远地区、山村中的莘莘学子，在教育水平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体现出教育机会不均之“危”，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不公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近代和当代教育史上，一些精英和他们的学校一起，成为命运“危”中转“机”的幸运儿。五四运动中，起草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罗家伦，当年考北大时数学是零分，但是他才华横溢的满分作文让蔡元培力排众议，录为北大学子，若干年后担任了清华校长。而清华大学同样录取了文、史满分，英文零分的钱伟长，其后转学物理，留学时获得爱因斯坦盛赞，最终成为中国“应用数学之父”。两次高考落榜的农村孩子俞敏洪，第三次考试外语是95分，语文没有及格，最后从北大走出来的俞敏洪创立了美国上市的“新东方”。试问今日的高校生源混战中，真正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多少转“危”为“机”的条件和可能。“北约”、“华约”和“三国杀”会漏掉多少个“罗家伦”，打击多少个“钱伟长”，又和多少“俞敏洪”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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