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不住的阳光》披露：方志敏遇难前留下纸条

　　1939年11月在江苏省江阴县西石桥，陈毅和新四军第二支队六团领导同志合影。左一是陈毅，右一是乔信明。

　　“尽管《掩不住的阳光》是一部纪实小说，但它是根据父亲乔信明和战友的亲身经历创作的。” 乔泰阳向记者介绍，书中讲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孤军奋战细节、方志敏最后岁月里组织狱中斗争、徐特立设法营救红军将士等大都鲜为人知，有不少是独家披露。

　　方志敏狱中遇难前留下纸条

　　1934年11月，方志敏、刘畴西奉命带领8000余人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向北出动，遭到了10万多敌军的围追堵截。时任第二十师参谋长的乔信明当时跟随队伍北上。

　　在怀玉山突围战斗和撤退转移的过程中，红军部队经过了大雪纷飞的南华山。部分将士因突围失败情绪有些低落，方志敏看见附近山坡上被大雪覆盖的竹子迎风摇曳，随即作了一首诗：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他的诗极大地激励了部队士气。

　　在最艰难的时候，乔信明临危受命，带领剩余的部队浴血奋战，坚持到最后，不幸被俘。方志敏也因叛徒出卖而被俘。在南昌行营看守所牢房，乔信明遇见了方志敏和其他战友。在过去所写的《回忆方志敏同志》一文中，乔信明就提到过他们见面时的情景。

　　那段短暂的岁月里，一个国民党的军事犯成为方、乔的传信人。这个军事犯是个青年学生，与乔信明关在一个大间里，被派去服侍方志敏，每天早出晚归。临终前，方志敏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指示： “我们几个负责人……已准备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敌人一定要杀死我们的。你们（指坐大牢的）不一定死。但是要准备坐牢。在监狱里，你们应该经常记着和你们在一起奋斗的同志们之惨死，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继续为党工作，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不久判决书下来，乔信明被判无期徒刑并被转到南昌关押。不久，他从看守所转来的一位犯人口中得知，方、刘等人已经牺牲。犯人说，方志敏是被秘密枪毙在看守所后院厕所旁边的。那天晚上听到后院有人声、枪声和喊口号声。第二天早上吃饭经过方志敏的房间已不见人了，后来到后院去看，发现厕所旁边有一滩鲜血。

　　狱中以“面盆报”秘密斗争

　　“南昌军人监狱像一座高大的城堡，高过两层楼的暗灰色的围墙周围架着铁丝网，不规则地插着如小刀的破碎玻璃片，构成了‘城堡’多刺的外壳。”（摘自《掩不住的阳光》）

　　乔泰阳介绍说：“书中提到的南昌军人监狱是一个国民党行政院直属的‘模范监狱’，敌人的看管方式、迫害手段与一般国民党监狱有所不同，这就带来了狱中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艰巨性。”

　　在整理、阅读书稿过程中，乔泰阳发现了很多奇怪的专有名词，比如“拜香堂”，经详查方知是“监狱方贯彻国民党当局关于监狱管理工作指令，利用宗教迷信手段分化、迫害难友的一个阴谋”。

　　为贯彻方志敏的临终指示，乔信明等组成秘密党支部，带领难友们在错综复杂的绝境中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比如，“面盆报”是狱中秘密党支部为便于掩护、开展斗争而办的特殊刊物。他们用面盆当纸、筷子代笔、木炭作墨，以此宣传主张、通报消息；他们利用放风等机会在难友中传阅，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还有“端午会餐”“地下书库”“地下小灶”“迎检战斗”“绝食斗争”“牢房联欢”等，这些故事听起来既传奇、又感人。

　　现实中的人物乔信明在《掩不住的阳光》中的化名为“赵天明”。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中，“天明”很大程度上寄托了革命者对未来的憧憬。

　　徐特立全力营救红军将士

　　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组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后，乔信明等人积极争取出狱，准备奔赴抗日战场，但国民党顽固派军法处长曹直斋、监狱长钱金堂等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出狱，先后4次将他们押送转移。

　　1937年底，徐特立作为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到达长沙。“1938年初，徐老得知乔信明等难友被从南昌转押到此，立即到长沙示范监狱探望，并领导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组织营救。”乔泰阳说，“敌人为阻止徐老营救又转移地点企图将乔信明等人暗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徐老的小儿子徐厚本已经病危正在抢救。”

　　同年2月，在徐特立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努力下，这批红军将士终于获释出狱。乔信明等从此走出关押3年多的牢房，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集结汇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负责人曾山、陈丕显代表组织对狱中秘密党支部工作进行总结审查，给以很高评价。这批红军将士很快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新战场。

　　营救完毕后，徐特立急忙赶到医院，但小儿子已经去世，父子俩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说到这里，乔泰阳指出：“在书稿中并没有写徐老小儿子生病抢救及去世的事情，因为徐老没有讲这件事，后来与我父母亲几次见面也都没有讲这件事。”

　　2007年11月，北京市门头沟举行了徐特立铜像和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乔泰阳的哥哥乔晓阳应邀参加仪式时，意外地看到纪念碑左侧徐厚本的墓碑上刻写了徐老对孙女徐禹强讲的一段遗言：“你父亲积劳成疾，我正与国民党交涉释放政治犯，无暇顾及。待乔信明等同志获释，我赶到医院，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他才21岁，我悲痛不已。但四五十名同志是我党多大的财富呀！”

　　2010年2月1日，乔泰阳与夫人陪同徐禹强夫妇到徐老纪念碑祭扫，特意用相机拍下这段碑文。今年出版《掩不住的阳光》时，这张照片作为插图放在了书中，并把这件感人的事补充到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