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公路收费降是不降？要大民生还是小集团？

    建议

    抓大放小    才能实现多方共赢

    郑州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海萌辉认为，这些年自驾游逐渐增多，高速公路通行费的高低，必然影响到游客的出游热情。

    但是，高速公路与旅游目的地的建设管理单位，通常属于两个不同的主体，为发展旅游，让高速公路降低收费，对方利益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毕竟，作为高速公路投资方，估计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如果政府能协调高速公路降低收费，自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海萌辉并不赞成政府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来换取高速公路通行费的降低，因为从中受益的群体毕竟有限，而且这也不过是政府变换了一个收费名目，不是真正的惠民。

    海萌辉说，昂贵的通行费，会挡住不少游客的出行脚步，对旅游景区也有着不利影响，高速公路车流量也会随之减少——一些游客也会尽量绕开收费贵的高速，选择价格低廉的高速公路前往目的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海萌辉说，做到“抓大放小”，即抓住大的、长远利益，放弃小的、眼前利益，无论是对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于高速公路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海萌辉建议，一些非主干道，或者旅游通道，比如郑尧高速，可以通过在特定的时期，采取降低通行费的方式，来增加车流量，从而实现“薄利多销”，这样对地方的旅游发展，也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可谓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举措。

    探究

    路与车矛盾的背后是社会矛盾

    降低高速公路通行费，也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需要。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樊怀洪认为，建设高速公路，其目的就是让区域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尽快流动起来。低廉的高速公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需要。

    “高速公路收费高，必然增加流通成本，降低流通效率，拖经济的后腿。”樊怀洪说，商家、运输企业、消费者会为高昂的运输成本埋单，而受益的则是高速公路企业。因此，超期收费站撤或不撤，高速收费降或不降，其实质是大民生与小集团利益的较量，僵持不下的“拉锯战”，带来的将是“多方共输”结果。

    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收费贵，必然影响到运输从业人员的收入，继而引发社会矛盾。闯关、不接受检查、超载等违法行为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

    樊怀洪说，“河南368万天价过路费案”中，时建锋应该知道使用假军牌是违法的，风险很大，但他还敢于使用假军牌通行郑尧高速公路运送沙石，从逻辑上说，这也与高速公路通行费高有关。

    表面上看，这是路与车的矛盾，实际上，这一矛盾的背后是全局与局部的矛盾，是小集团与大民生的矛盾，后面这两对矛盾，最终会转化为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因为民意对企业的不满情绪，会转嫁到政府身上，如果相关政府部门不防患于未然，将不得不在民意“起火”时，担当“消防队员”角色。

    障碍

    3次提交撤站提案，3次都没结果

    河南省政协委员张朝祥曾三次提交提案，要求取消郑州某收费站，但一直没有结果。

    2010年河南“两会”，张朝祥对此提交了提案。可回复竟然既无单位落款又无单位公章，还没有红色文件头，“一看就是对提案不屑”。

    在签署对回复的意见时，张朝祥签署了“不满意”。工作人员居然坐在他办公室不走，一坐就是一天多，软磨硬泡让签“满意”，不签“满意”领导不愿意。最后，张朝祥签署了“基本满意”才算了结。今年河南“两会”，张朝祥再次提交提案，要求撤销该收费站，“只要这个收费站还在，我就年年提。”

    张朝祥将郑州某收费站的必撤理由归结为3条：银行贷款已结，不应再收；收费站存在，制约中原经济区建设；功能弱化，堵车现象常发生。

    相对应的，某部门也提出了3条不撤意见：收费合法有效，不在取消范围；取消影响上市公司业绩，影响河南形象；取消后无法调节交通流量，造成大桥拥堵。

    不合理的道路收费，在全国已成为众矢之的。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宋振铎呼吁：“该管管高速公路收费问题了。”

    宋振铎发现，我国几乎所有高速公路建成之后都一直在收过路费，总费用早已超过贷款额。如1993年建成的首都机场高速，总投资11.65亿元，其中贷款7.65亿元。到2005年，收费总计32亿元，至今估计已不少于60亿元，而且将一直收到2022年。

    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