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批城市贵族化倾向 求新求大不顾百姓生活

　　档次高了，生活难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今，城市变得漂亮了，但在一些地方，许多普通老百姓却觉得，生活没有变得想象中那么美好。

　　薛松林老人每天接送6岁的孙子上幼儿园。一路上，很多原来给人步行、骑自行车的地方，如今都停满了汽车，行人被逼到马路上。20分钟的路程，老人几乎一直拉着孙子的手，一旦身后有汽车的声音，他们便躲在路边，等汽车经过以后再走。“路修得越来越宽，但都是给汽车走的。过马路要走很远，行人走路没有以前方便了。”薛松林老人说。

　　老人觉得，这些年来，他生活的城市里给有钱人消费的豪华场所越来越多，理个发五六十元，洗个澡一百多元，以前家门口就有的理发店、澡堂子却越来越少。孙子上的是一所“双语教育幼儿园”，每个月光学费就要四五千元。“好一点的普通幼儿园太难上了，没办法，只能花钱上这种贵族幼儿园。”老人告诉记者，一家人现在已经开始在为孩子上小学犯愁，要想上好一点的学校，花费可不少。

　　在不少城市，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行业都出现了高端化、贵族化的倾向：一方面，很多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满足，例如，普通患者为了看病，需要花很长时间排队等候；一些城市的新区发展起来后，长期没有建设配套的中小学和医院，导致“上学难”、“看病难”；普通居民缺乏足够的体育活动设施等。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中出现了很多高档病房，学校中出现了高收费的高档班级，甚至到公共体育馆打场羽毛球也成了高消费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在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贵族化”倾向。一种类型是基本合理的“贵族化”倾向，就是由社会力量兴办的教育或私立的医疗单位提供的较高档次的服务。这种类型的服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那些高收入家庭或群体，很大程度上具有私人物品性质。另一种类型是不合理的“贵族化”倾向，就是由政府举办的教育或医院提供的高档次的服务。这种“贵族化”使用的是公共财政资金、公共土地资源和公共人力资源，带有歧视性，应当加以限制。

　　徐宗威表示，要根据多数人的需要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应该是开放式、公平、平等。应根据不同类型人群的需要，确定不同的公共服务内容，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城市大了，“空间”小了

　　下午5点半，北京天色渐黑。刘文雄发完了今天带出来的房产广告，挤上一辆公共汽车，在晚高峰的人流和车流中，从慈云寺桥出发，沿着东四环，穿过繁华的望京，回到大山子附近的一处平房。这里是他和父母的家，一间50多平方米的平房，每月房租1100元。

　　22岁的刘文雄在北京长大。10多年前，他跟着上北京打工的父母从河南农村来到这里，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又在廊坊一所学校读了中专。前年毕业后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最近干起了在十字路口发房产广告的活儿。每一份传单上都有他的名字和电话，如果有人拿着广告买了房，刘文雄就可能有不少提成。但如果连续5天都没有客户拿着他的广告打电话咨询，饭碗就难保了。

　　刘文雄算是北京人，他对北京的一切都很熟悉。他又不算北京人，他户口在老家农村，在北京没有社保，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

　　“我应该算半个北京人吧，在这生活了十几年，眼看着北京变得越来越好，但好像跟我的关系不大。”刘文雄说。

　　刘文雄的话道出了许多普通人的感受。城市越来越漂亮，但不少人的生存、发展空间却越来越狭窄。有些城市提出发展高端产业，限制小饭店、小商店等低端产业发展。人们担心，这样的发展，会使普通群众的生活更加不方便，也使普通群众的谋生空间更加狭小。偌大的城市，可以摆下无数高楼大厦，却难摆下一些菜摊。

　　在一些城市，对农民转化而来的“半市民”更是缺少足够的关怀和保障。随着城市化的潮流，每年有1000万—1200万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但他们以及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

　　“城市化的完整含义应该是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进城农民不应该是身份上属于农民，职业上属于工人，也不应该是地域上属于城镇，职业上还是农民，更不应该是大规模、长期化、一代接一代的流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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