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学生集体中毒书面鉴定秘而不宣 辽宁建平民告官

　　　■记者手札

　　　乡土中国的法治困惑

　　　看到徐玉等农民的告官之难、诉讼之苦，记者不由得想起了“秋菊打官司”。如果往深了想，更觉得两者不能比，因为现实版的老徐们告状的遭遇在某些方面还不如秋菊那么幸运

　　　法治周末记者 孙继斌

　　　自从附近建起了化工厂，学校学生发生了两次集体中毒，村民们怀疑是化工厂的气味所致，而当地政府的答复是饮用水出了问题。作为家长的村民们于是想看看支撑政府结论的水质检测报告。

　　　这从常理和从逻辑上来说，村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而且法律也赋予了村民这样的权利。而从政府角度来说，无论是出于安抚百姓，还是依法行政，政府也应该满足村民们的这个正当要求。

　　　但是，政府没有这样做。不仅没有主动公开相关报告，反而遮遮掩掩，推三阻四。徐玉等几个农民于是想到了法律，想到了可以告这些“衙门”的法院，但是，法院的态度更令他们失望，因为法院根本就不给他们立案。

　　　虽然有行政诉讼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告卫生局的官司就是迟迟不立；虽然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即“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朝阳市公安局或建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三个月内依法向建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告公安局的官司就是不给立。为了讨个说法，3位农民还被行政拘留了10天。

　　　这是个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活生生的农民打官司的事。

　　　看到徐玉等农民的告官之难、诉讼之苦，记者不由得想起了“秋菊打官司”———那部拍摄于1992年，并成就了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第一次精彩亮相的一部电影。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北方一个小山村。整个剧情以刚刚出台的行政诉讼法为背景，把喧嚣一时的“民告官”带入了北方的一个小山村中。秋菊的丈夫万庆来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又到乡政府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

　　　这部影片所以连获好评，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笔，是因为这部电影成为中国法治的一个标志。秋菊在向村长讨“说法”过程中，触及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的二元结构，反映了现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更深层次揭示了农民的法治觉醒。“我就是要个说法”从此成为很多中国人的追求。

　　　采访老徐们打官司的过程中，记者不自觉地就会想，老徐们的经历或遭遇不就是现实版的“秋菊打官司”吗？因为两者确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发生在北方的山区农村；比如，都是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比如，为了讨说法，当事人都很执著，并受到不好的对待。（更多内容请点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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