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城市大国的新时代，我们再一次面临“赶考”的挑战：如何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管理好城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中国正在从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向城市居民占大多数的国家转变。这是一个巨变，它宣告传统以控制乡村、限制农民流动为特征的“城乡分治”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昭示以鼓励农村人口流动、放开城市限制为特征的“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将隆重登场。这个巨变，既会给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发展动力和经济繁荣，也会给城市稳定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如何适应这一巨变，如何在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管理好城市，如何突破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种管理瓶颈等问题，亟待回答。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是用进京“赶考”来形容我们党从领导农村革命和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与开展城市建设这一时代转换的。如今，进入新的城市大国的时代，我们将再一次面临“赶考”的挑战。这次“赶考”的主要题目就是如何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管理好城市。这需要认真研究现代城市发展规律，虚心借鉴发达国家管理城市的经验，深入检讨我国城市管理中的不足甚至缺陷。
客观地讲，我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城市管理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正因如此，城市化进程不仅快速推进，而且城市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实现了发展和稳定。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城市管理尚有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现有城市管理方式多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和战争年代的管理观念，过于强调整齐划一。然而，城市应是丰富多彩的，城市人的生活应是更有个性的，特别是“市民社会”追求“自由和自治”，由此要求城市管理要更富有柔性，要更有人情味，而绝非简单的“命令与服从”、“违规与惩罚”，甚至“围追堵截”。
二是重人治，轻法治。当前我国的城市管理过程中仍偏重领导重视和领导批示，以会议落实会议的现象普遍存在，重部署，轻落实，进而使许多法律法规流于形式。甚至由于长官意志而更改法律的现象也仍然存在。由于忽视法律法规严肃性及其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城市中的许多违规主体或是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来应付管理，或采取贿赂手段来逃避法律制裁。
三是重政府，轻中介。城市管理主体是政府，但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什么都要政府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性”、“中立性”，可帮助政府解决民间政府不能解决的许多矛盾和问题。而这一点在我国城市管理过程中常常被忽视。（更多内容请点击下一页）
（ 作者：
文/韩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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