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古中国以农立国，其饮食文化具有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即以粮为主食，配以精心烹饪之肉、菜。尽管在汉唐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涌入中原，带来肉食民族的饮食习俗，丰富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但并不能改变中国传统饮食模式，反而多被同化。
上述只是外在现象，就内在理路而言，古代中国的吃首先是一种权力。
先秦饮食礼政已相当完备，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都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别。譬如鼎，周代最主要的青铜饮食器具之一，就是衡量社会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国君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
饮食与权力一致，乃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譬如商代名臣伊尹，即利用厨艺进谏，“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此处的“汤”不是家庭主妇煲的靓汤，而是商汤君主）；《老子》将治国之道以烹饪作喻，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而在《论语》中，“食”字出现41次，“政”字也出现41次，这或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证明饮食与政治的高度相关。
抵至清代，饮食与权力的一致达到巅峰。以宫廷筵席为例，皇帝宴桌有菜肴40品；皇后宴桌减为32品；妃嫔每桌菜肴则递减为15品。即使在1900年慈禧落难，所谓庚子西狩之际，权力仍不放过饮食这最后一块堡垒。车舆可以从简，居室可以从陋，惟饮食不能降格。在慈禧结束逃难回京的路上，曲沃县令王廷英接待“圣驾”，所设筵席有八珍、八八席、六六席，耗银数万两。
正因为饮食与权力挂钩，古代中国的吃往往极尽精致乃至奢侈之能事。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历代得到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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