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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大的抗生素菌种保藏地点,川抗担负着保管几十万种菌种的任务,新药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由于耐药菌的飞速出现,在收益缓慢甚至零收益的紧逼下,川抗这样一棵国内的独苗苗,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困境。
“我们现在就是没钱。”易八贤说。川抗的菌种库里,菌种都已采集完毕,但是没有资金供人筛选。研发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几千万到上亿美金、几百个高级科技人员,而筛选的时间周期快慢则依赖运气的好坏了。“少则8~10年,多则几十年,才可能搞出一个药,还不一定能真正上市;即使上市,也可能1~2年就耐药了”。
但易八贤始终觉得,有这么多好东西都放在库里,就像一个庞大的未知宝藏,“我估计还能筛出不少好东西来”。
对于川抗这样的国属科研院所,国家每年拨款700万元。但这一拨款,全部用于离退休职工的工资、保险、医疗费,尚有缺口两三千万。“于是,所里靠做一些标准、卖‘青苗’、给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来创收,填补每年上千万的缺口。”
2000年,川抗转给哈药集团头孢噻肟,转给浙江海正药业表阿霉素(是用于抗肿瘤的)。这两项转让的技术收入仅一两百万,“但是制药厂的受益则肯定上亿。”易八贤说。
“国内抗生素工业化的研究所本来就不多,现在还被边缘化。”易八贤说。除了这家国内唯一的国家级抗生素工业研究所,省级的抗生素研究所也仅剩下“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行内人仍习惯称它作“福抗”。但与国内绝大部分抗生素研究所一样,“福抗”已经不再以抗生素为唯一研究对象,并将名字改为了更为宽泛的“福建省微生物研究所”。唯一保留着“抗菌素研究所”名称的川抗,对抗生素的研究也仅占工作比例的60%。
易八贤跟发改委、国家医药总局呼吁:抗生素领域,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从基础上一点一滴做起,国家要引导科研单位、工厂做这个事情;第二要全面提高抗生素质量,对上市产品进行再评价,不能追求短平快,要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至少要把仿制标准达到其他国家原产地的标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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