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国企“裸官”挪用5.8亿大案

　　5、如何加强对“裸官”的监督？

　　“董跃进案件表明，加大对‘裸官’的监督管理力度，不仅现实中迫切需要，而且势在必行。”8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局局长叶文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叶文胜认为，“裸官”因为缺乏正常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八小时以外相对独处和封闭的环境，极易造成不良社交活动增多、交友不慎等现象发生。由于“裸官”在生活中缺乏家庭成员在生活中的监督，且妻子儿女在境外生活的现状使其没有一般家庭面临的种种“家庭负担”的困扰，如果当事人自身生活情趣不健康或道德缺失，往往容易经受不住金钱、女色的诱惑。妻子儿女境外生活的高额花费，也使其容易接受腐蚀并最终授人以柄，或主动或被动引发一系列职务犯罪。

　　“‘裸官’与一般官员相比，没有身后家事，一旦在经济领域发生“裸官”职务犯罪案件，往往金额巨大，后果严重。董跃进案就是典型一例。”叶文胜指出，在“裸官”实施的积极型职务犯罪中，一般伴随携款外逃，造成案件查办困难、追赃困难、取证困难。为了有效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他建议有关部门除了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规范相关制度并切实贯彻执行外，对“裸官”问题和由“裸官”控制的重要领域，更应加大监督力度。

　　国家机关重要岗位和大型国有企业、金融证券等领域，是叶文胜眼中必须加大对“裸官”监管力度的重要领域，他认为对不同领域的“裸官”，应有不同的防控重点。他说:“从职务犯罪大要案的查办规律来看，对于国家机关的‘官员型裸官’，应加强贿赂犯罪的预防;针对大型国有企业、金融证券领域的‘高管型裸官’，应加强侵吞、挪用型职务犯罪的预防和管控。”

　　叶文胜指出，对于有种种不良生活嗜好或收入支出明显不符的问题“裸官”，应将监督管理教育工作前置，发现于未然，防患于危险。（李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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