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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在没意思,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发展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商业。似乎什么都是文化,到处都在谈文化,但都把它当商业的外衣。
一个甚至一批不好的电视台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没人想、没人问、没人管,电视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收视率高就放什么,怎么能这么纵容它们呢?
而且现在主宰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数字居然都是假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假的,调查标准也没有。谁是标准?这些假收视率影响着广告投放,影响着电视台播放什么样的电视剧,影响着几亿老百姓,但它的基点是假的。靠谎言赚的钱,是结构性的说谎,一个社会结构在讲假话,但是没有人处理它们。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陈道明: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立法,天天靠着通知、电话、打招呼,靠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办事,这政策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
我们经常抽自己嘴巴,于是乎权威性越来越淡了、弱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明确说,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许染头发,现在照样又没人管了。当一个社会结构没有权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无序,混乱,各自为政,想干嘛就干嘛。
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拍戏不自在,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
南方周末:你最早是从电影《今夜有暴风雪》走进影视圈的,为什么电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电视剧代表作很多?
陈道明:我不太认同电影和电视剧有高尚和低级之分,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我不会因为电影是胶片、是大银幕,就看低电视剧。其实电视剧从技术角度比电影难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天天在播,让观众不烦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这个人在影视行业没有太大的梦。因为演《我的1919》得华表奖,当时我上台发言时说了几句话:当电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奖,我很惭愧,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再能拿奖。其实我对奖也兴趣不大,那都是演完以后演完以后的附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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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张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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