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从重庆走向世界的内幕

　　两年七个月里，张大千对敦煌石窟艺术做了详考和系统研究，完成敦煌学开山之作、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回到重庆后，张大千一边办展览，一边呼吁将敦煌石窟收归国有，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成立专门的研究和管理机构。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成立。

　　翻阅《张大千年事表》，重庆是出现最多的词汇之一。重庆不光见证和帮助了敦煌石窟艺术为世界所广泛认知，同时也是有画帝之称的张大千生命中最重要的拐点。

　　张大千口述回忆录显示：1899年他生于内江一显赫世家，自幼随母学画。1914年，15岁的张大千第一次离家远行，到二哥张文修任教的求精中学读书，与刘伯承为师生关系。张大千各门功课出色，尤擅书画。1916年暑假，他返乡时经大足邮亭，遇土匪打劫被掳，土匪令其写信回家索取赎金时，因欣赏其文才，竟留下他当师爷，每餐有肉，出入有轿。张大千师爷整整做了100日，直到土匪被地方军招安为止。

　　1917年，张大千考入日本京都艺专，学习染织，课闲习日本绘画。1921年秋天，张大千结束留学回国，因未婚妻染病去世，心中哀痛，加之心向佛学，他曾遁入空门100天。随后，大千游历各地，渐成艺坛大师。

　　抗战期间，张大千将临摹的敦煌壁画在重庆等地展出后，声名远播。1949年12月6日，张大千领夫人徐雯波及女儿心沛，从成都飞往台湾，然后迁居香港，开始海外30年漂泊岁月。1983年4月2日清晨，张大千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再未回过四川。

　　抗战时期重庆美术大家云集

　　抗战时期，众多的美术团体、院校和美术家，迁徙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使大后方成为战时美术最为活跃的区域。

　　抗战中重庆聚集了诸如徐悲鸿、丰子恺、张大千、傅抱石等著名美术家。他们在救亡旗帜的引导下，创作热情高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去年11月22日，中国嘉德2009秋拍，由国画大师傅抱石1943年于重庆金刚坡完成的《巴山夜雨》拍出1848万元天价；抗战期间，重庆不但给了徐悲鸿一个新家，还成为他艺术生涯巅峰，创作了《巴人汲水图》和《巴之贫妇》等极具现实主义风格的国画名作。其中《巴人汲水图》在2004年更是创下1650万元的拍卖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