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真相】追问于右任作品下落

近期，全国数十名记者采访卓登，平时用一部手机的卓登现在换成两部，不停接打电话 本报记者 魏光敬摄

　　卓登始终记得“122”这个数字。这是1986年他捐出家藏的于右任书法作品的总数目。不论是他手边如今留存的当年的登记表，还是咸阳市政协从档案室翻出来的卷宗原件，两份一模一样的稿纸上，都显示着“共计122件”的字样。

　　但是，本报记者连日来在咸阳、三原等地调查发现，在卓登1986年6月17日捐出于右任作品的一个多月后，122件就变成了118件。

　　记者研读了在咸阳市政协人事秘书科档案室查阅的1986年7月23日“政咸办(1986)15号”文件《关于解决卓登一家转为城市户口的报告》。这份由时任咸阳市政协秘书科副科长汪忠新起草的报告中，有“泾阳县云阳镇北石窑村农民卓登……今年4月，将于右任先生墨迹118件……献给国家”等字样。

　　为何在一个多月前，有时任咸阳市第一届政协主席刘长凯、政协副秘书长路桦、政协行政科副科长赵素娥等经办人签字，并盖有咸阳市政协办公室大印的登记表中明确认定的“122件”，却在一个多月后，在咸阳市政协办公室的一份红头文件中一下变成了118件？

　　记者就此走访了一些当年的当事人。刘长凯已故，其他人都说“不清楚”。有人说，“这或许是最初登记时，把究竟是多少件的数目没查清楚”。但登记表显示，每一项单列的于右任作品件数相加，正是122件。

　　昨日下午，有人致电本报记者，4件作品确有其事，而且是“精品中的精品”，当年曾有几名追问4件作品去向的人员被调离工作岗位。这名始终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员希望联合调查组在调查、追回其余作品时，对这4幅也一并清查，追出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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