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戴“越南找老婆”走红（组图）

　　边境通婚

　　3月上旬，距离越南不到一公里的四方岭，村民何加文的太太、六十多岁的侬美荣穿着深蓝色的开襟壮服，忙着照顾两个不到一岁的孙女。屋外是地矮连绵的丘陵，山的另一边就是她的故乡，越南。

　　“半小时就能走过去。有些路，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侬美荣说。

　　这本来是下田插秧的季节，但庄稼地里旱得干裂，没有水，侬美荣只能在家做点家务，喂鸡，打扫，给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孙女儿熬汤。她的媳妇，也是来自越南同登的何氏，一个个子不高但鼻翼丰厚的姑娘，见到记者来访，一直看着地板，然后匆匆地跑到屋外去了。

　　在何家的屋子里，除了壮族特色的祭祀台，还摆着何家儿子与媳妇的婚纱装。不过，在当地民政部门的登记表上，已经嫁到这里40年的侬美荣被认为是正式的户籍人员，但她前年刚娶进门的媳妇则被写为：“何氏，越籍”，至今还是理论上的“黑户”。

　　实际上，尽管国籍不同，但何家文和侬美荣都是壮族人(在越南则被称为侬族)，他们从小就说同一种语言：壮话。他们的儿子和媳妇也是如此。至今，侬美荣还不认识多少个汉字，乃至在吃药的时候，她会向记者了解包装上的剂量说明。

　　“年轻的时候，中国和越南都很穷，甚至闹饥荒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跑到越南那边去，”何加文回忆说。“我经常去越南玩，尤其喜欢到那边唱山歌。打仗之前，大家随便可以走过去的，那边有朋友，有亲戚，大家就像一个镇，或者一个村互相认识的那样。”

　　何加文与侬美荣谈恋爱时，由于没有通讯工具，他们就定期约在市集上见面，分手时又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恋爱大约半年以后，1970年代初，她们结婚了。何家文的家，当时还是茅草房，跟侬美荣家几乎没有区别，不过，何家文在经济上的负担更大一些，因为侬美荣当时还没有中国户口，于是，到城里跑活的都是何家文，侬美荣则留在村里种地。

　　1970年代末，中越爆发边境战争。军队驻扎在村里，何家文夫妇和村民们都躲到附近的山洞里。洞外的炮弹呼啸着飞过，每一下震动都令她们心寒。“当时没有地方可去，这些山就是我们的家。”侬美荣说。

　　双重黑户

　　随着中越经济差距的拉开，从19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从边界以南嫁到了边界以北。“直到现在，同登那边农村还是很穷。大家住的房子都是泥砌的，但这边至少有砖头。”侬美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的媳妇何氏，已经懂得开着摩托车在村落附近拉客赚钱了。

　　越南女性在凭祥是具有双重色彩的。一方面，超级市场的女服务员，或者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有时会对这些“外国人”使白眼，嘀咕一句“越南婆”。另一方面，人们平时又会讲述越南女性的种种传奇故事，譬如越南农民(在越南种地的农民通常是女性)能熟练地把田里隐藏的地雷像拔萝卜一样堆到田埂边，然后弯腰继续插秧。

　　边境村民们对越南妻子已经习以为常。在四方岭正盖着房子的工地上，不单有越南过来的女孩在帮忙，而且同登地区一些越南男人也会过来打短工。如果不查身份证的话，或者你不是当地人，谁都看不出这些人的区别。

　　现在的四方岭，几乎一半的农户男丁都娶了越南老婆。娶越南太太的投入，要比娶中国女孩低廉，按照何家文的形容，儿子何红飞与何氏在前年结婚，总共花了大概5000元，而在凭祥，单是给女方家的定金就要1.8万。每隔一两个月，婆媳俩就会经过边检，或者特定的道路，去同登的亲戚朋友家走走。

　　“1990年代开始，镇里就开始遣返边界上中国人的越南妻子，最近这十年觉得不现实了，逐渐把她们默认成自己人，”友谊镇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世代住在一起的，但因为他们没有办结婚登记，我们又要管着超生，所以才有过去驱赶她们的做法。”

　　“普遍来说，她们都愿意进中国国籍，但是又不能进。这就是为什么地方能宽容她们的原因。”长期在广西边界地区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周建新说。这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长介绍，这些婚姻建立在共同文化、习俗和信仰的基础上，而国界对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中越边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很多中国边境女性的婚姻都流向城市。为了传宗接代，男性与越南人恋爱，物色妻子，当地人都觉得没有问题。”他说。

　　据介绍，广西边境中越通婚的历史长达千年。近代，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等时期，很多居住在边境的中国人去了越南，后来成为侨民，而到了中越战争时期，这种边界上的往来乃至通婚停顿了将近十年。从1990年代初开始，从越南方面进入中国的边民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中国边民的家庭成员。

　　“不过，以前对涉外婚姻登记手续纷繁复杂，收费又高，使这些越南老婆成为双重黑户——在中国要被赶，那边的政府也不认她们。”周建新说。从2004年开始，广西边境城市的民政部门获得权限，开始为边民的跨国婚姻进行登记。不过，根据凭祥市民政部门的介绍，目前为止，没有一对夫妇来做过登记，只有一两个边民来咨询过。

　　在越南期间，记者了解到，目前越南政府对涉及外国公民到越南娶妻的手续较为复杂，譬如必须到指定中心大城市的有关机构办理，这也成为了很多台湾及中国大陆新兴通婚中介对相亲者收费的主要依据。

　　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中越两地的家庭，近年已经不止于边民通婚。随着中越贸易的迅速发展，来自各地的外地商人聚集在浦寨、弄怀等地区，记者走访了解到，其中不少与越南女性有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来自湖南，37岁的水果贸易商林兴明(音)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越南妻子，24岁的阿贞与他居住在凭祥市区，已经4年多。平时，阿贞会奔波在越南和凭祥联络生意伙伴，为林兴明的朋友做翻译。“我倒是一两个月才来一次。其实，我在家乡已经有太太了，不过，我老婆(指阿贞)不介意。”林一边喝功夫茶，一边对记者说。

　　通婚2.0

　　凭祥市政府宣传部的张扬认为，现在的越南不像五年十年前了，越南开放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说到越南，就想到它穷，但其实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家境不佳的女性，就会想嫁到外国去。”

　　根据媒体报道，在广东和广西一些非中越边境的地区，还有很多未经过合法手续“嫁”到中国的越南妻子。譬如，在广西东部的玉林市，或者广东北部的清远市，总计有逾千名越南妇女在当地生儿育女，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在上个世纪被贩卖过来的，这些贩卖组织甚至逼迫越南妇女从事卖淫的活动。很多报道都指出，这些犯罪活动的源头，都来自于城乡地区男性建立家庭的诉求，并为这些组织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在越南，关于中国大陆拐卖越南妇女的报道并不少见。从21世纪开始，中越双方开始展开针对性的，连续打击行动。不过，越南打击贩卖妇女和儿童的“国家行动项目”办公室表示，中国是贩卖越南妇女人贩的最大目的国，占2004至2010年间所有相关案件的65%。

　　在中越通婚多重局面并存的情况下，根据海防、胡志明市一些婚介组织的介绍，从去年开始，中国大陆城市男性到越南求偶的数目开始迅速增加。这些求偶者要付出两万元以上的中介费用，来获得与越南适婚女性见面，以及谈婚论嫁的机会。

　　“贩卖妇女和边境通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事情，而买卖婚姻和自由恋爱也是如此。”周建新评论说，“大城市的中国人到越南找老婆，我想他们没有建立在一个能建立家庭的，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边境研究跨国婚姻的人，这还真是新鲜的事情。”

　　从新娘到新移民女性

　　“我们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风雨来的时候，只要敞开大门，任凭风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过。”向来给外界温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满挑战的台湾异国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岁月，以及一双柔弱的肩膀，为自己撞开了幸福与平权之门。

　　文_莫忘初

　　70年代，台湾与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的跨国婚姻，大多是被不肖中介以“介绍工作”为由，“淫取”来台进行色情运贩的人肉交易。

　　80年代，婚姻中介跨越了台湾海峡，成了投身东南亚广大婚姻市场的“台商”，专门引荐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外籍新娘”。

　　90年代，发裙飘逸、温柔可人的越南姑娘，突然成了台湾广大劳工、农村单身汉，以及残疾人的“福音”，成为“排排坐相亲，拉拉手结婚”的“速配”对象，省了谈恋爱的时间，也免了蜜月旅行。

　　2000后，是台越中介婚姻的高峰期，平均每天有30个越南女孩嫁给台湾郎。

　　小小的台湾，有250家以上的婚姻中介，抢食着外籍配偶每年上亿元台币的商机大饼。

　　2009年8月1日，移民部门一声令下，规定“跨国婚姻媒合不得营利”，如此一来，不以营利为目的才“合法”的婚友社，一下锐减到11家，不到20年，迎娶越南姑娘的中介费也一路溜滑梯，从40万元降到25万元台币。

　　随着越南新娘的热潮逐渐降温，结婚人数也从高峰期的每天30对新人，降至每天10对左右。不过，到2010年2月底，台湾的越南配偶已达82,986人，比例仍高达25%，仅次于大陆配偶，这些越南姑娘大多来自偏远农村，只有国小或国中学历。目前，台湾的外籍配偶人数，已经突破40万人，平均每100对新人中，有8位是外籍配偶。

　　从“越南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到“新移民女性”的称谓，这一条争取尊重与平权之路，一走就是20年。

　　为爱飞翔

　　在距离地表35公里的高空，42岁的曾福强(化名)端坐在越南航空的经济舱，为了生平的首次约会，他的心脏正扑通扑通地跳着，这一次，他要为自己的爱情而飞翔，目的地是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四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农村。

　　“我的朋友叫阿香，她以前在我们村子里帮佣，工作期满回越南之前，叫我来找她玩。”曾福强腼腆地笑着，还从随身携带的黑包包里掏出一迭照片，用台语说道：“我在嘉义养鱼啦，这些照片是要给她父母看的。”曾福强忙着养鱼，错过了婚期，他喜欢阿香，也存了一点钱，但是不想通过中介。“因为要先当朋友，先谈得来再谈恋爱‘卡(台语：比较)自然’啦。”

　　还没有谈恋爱就要结婚，来不及度蜜月就要生孩子，是台湾越南配偶的典型写照，但却不是曾福强想要的婚姻。因为他不想让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变成买来传宗接代的“代理孕母”，像曾福强这样以时间换取空间，追逐自己幸福的台湾男人，毕竟是少数。

　　与曾福强同班机的人，除了赴越经商、返乡劳工或出国旅行的乘客之外，放眼望去，大多是偕同老公与小孩“回娘家”，或是好不容易才“逃回家”的越南配偶。

　　过去20年来，台湾约有8万名劳工、乡村人口或残疾人，砸下数十万台币缩短了爱情的酝酿期，透过婚姻中介“实买虚娶”，只要短短七天，就可以把一个素昧平生的越南姑娘，变成自己屋里的枕边人，一个语言不通却合法的性伴侣。

　　幸福的赌局

　　对越南女孩阮氏莲(化名)而言，幸福的赌局取决于一场未知的跨国婚姻，入门筹码是20年的青春。

　　“我们只看了一眼，相亲之后，7天就结婚，老公花了36万。我20岁嫁来台湾，1个月就怀孕，5个月时收到银行的卡债催账单，女儿还没出生，我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赌场‘加班’，还说‘工作’很忙。”阮氏莲说，孩子出生4个月之后，她有了2份工作，先是做手工补贴家用，接着是“做马做牛”。

　　“我嫁来台湾，是当一个人的老婆，不是当全家的媳妇。”阮氏莲说，公婆嫌她、哥哥嫂嫂数落她，老公则是打完她和女儿小洁(化名)之后，再到外面去爱女朋友。“台湾的公公婆婆，认为媳妇用钱买的，所以对我们很不好，但是却没有想到这种想法，会伤害到他们的儿子。”为了女儿，阮氏莲隐忍了5年，拿到身分证之后，决定离婚，成了独立扶养女儿的单亲妈妈。

　　前夫的姊夫不甘心，打电话到越南恐吓阮氏莲的父母。

　　“他们以为有钱，什么事都敢做，但是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狗会叫，可是狗不会咬人’(会叫的狗不咬人)，所以我不会怕他们。”阮氏莲离婚后，当女工维持生计，还积极参加小区的新移民妇女活动，自己赚的钱不多，还把部分薪水捐给被打得更惨的越南单亲妈妈。

　　阮氏莲自己找打工的机会，分期付款买摩托车，方便接送女儿上下学，她学会挺起瘦弱的肩膀，撞破了失婚者遭白眼的宿命，也撞开了一道幸福之门。

　　两年前，在一次新移民妇女的座谈会中，阮氏莲偶然遇到了离过婚的老师陈祥(化名)，两人相谈甚欢，快速坠入情网，国小毕业的越南单亲妈妈，嫁给了大学毕业的台湾失婚老师，成为彼此第二春的幸福伴侣。

　　买“一”送“二”

　　2003年，台湾男子娶越南姑娘达到最高峰，每年有超过1万名的越南女孩嫁到台湾，婚姻中介费也从40万元上下，降到后来的25万元“全包”。越南新娘嫁来台湾人数激增，问题也越来越多。

　　“家庭暴力、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距，越南配偶遇到的主要问题，大多还是婚姻不和为主。”陈祥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回家替小洁加强国一的数学和英文功课，等阮氏莲和小洁睡了之后，再继续挑灯夜战。

　　“小洁的程度跟不上同学，是‘后半段的前几名’，我不要求她成为班上的前三名，只要求她进步到班上的前半段，所以需要更多时间的关心。”陈祥认真地强调，“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爸爸喔，不是开玩笑的，帮孩子辅导功课，也是一种亲子关系。”

　　为了保护妻女，陈祥不愿透露自己教学的地点和身份，令他感叹的是，有些台湾男子到越南买婚，却成了骗婚，不事先告知对方自己和前妻有小孩，买了一个越南太太回家，却送了两个现成的孩子。

　　“不只是‘买一送二’，有些男人喝酒、赌博样样来，娶了越南老婆来扛家计，结了婚就不负责任，就算老公是窝囊废，很多越南女孩还是忍气吞声。”陈祥说，这些例子让他听了很火大，有些台湾老公很烂，到现在都还有，真是把男人的脸都丢光了。

　　“我根本不敢想还会再结婚，做梦也没想到，我的身分(国小毕业)可以配到这个好老公，老天还很爱我。”阮氏莲有感而发地说着，谢天谢地。

　　陈祥认为，再婚后多了一个现成女儿，不是“买一送二”，而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但有一位曾经娶过“落跑越妻”的残疾人朋友，主动替陈祥“打预防针”进行口头劝谕：“你们学历差那么多，要小心喔，不要被她迷住，不要冲太快，要搞清楚状况！”

　　“呦，运气好，离过婚还能遇到一个好老公，这下子可以神气了。”不只是陈祥，阮氏莲也遇到了来自失婚的越南姐妹们，私下窃窃耳语的同侪压力。

　　“小洁会长大，你也需要成长，希望你可以继续读书。”陈祥鼓励妻子继续学习，阮氏莲正在国中夜补教努力K书，她的梦想是拿到一张台湾的国中毕业证书，给女儿做个榜样。

　　“南洋”姊妹

　　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眼看嫁到台湾的南洋姐妹们越来越多，大多面临语言不同的窘况，位于台湾南部高雄美浓的“爱乡协进会”，在1995年开设了“外籍新娘识字班”，一起学习中文，互助自助，跨越语言隔阂与文化藩篱，学会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但是，外籍配偶们却经常为了家计疲无奔命，无法按时来上课。

　　“既然中文课上不成，那就筹组一个正式的社团吧。”志工们达成共识。到了2003年，“南洋台湾姊妹会”正式成立，协助这一群台湾新移民女性。她们还筹组了“南洋姐妹剧团”，甚至吸引了正在念研究所的男生担任团长，边写论文边当志工，协助“姐妹们”把异国婚姻遭受的困顿、思乡之情的煎熬、工厂恶性倒闭欠薪的心情，全部搬上舞台，不再只是社会新闻中，蜷缩于方块报导的弱势一角，她们或许在家里找不到地位，但却可以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唱自己的歌，“戏”说自己的生命史。

　　经过多年的倡议呼吁，由南洋姊妹会等支持新移民团体组成的“没钱没身分”联盟，终于在2008年11月14日，促使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公开宣布，废除外籍配偶申请归化时，必须出具42万元财力证明、工作缴税证明，或是500万不动产的相关规定，估计受惠的外籍配偶有6万人。

　　“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姊妹’们一起合作，修改这个对东南亚外籍配偶充满歧视的法律，以后还要持续到台湾各地去演讲，让更多人了解新移民妇女的心声。”南洋姊妹剧团的成员小忆(化名)如是说。

　　宁为“麻雀”

　　对越南来台的“新移民女性”而言，跨国婚姻的另一项考验，是性生活。

　　“嫁给他之后，我过得不‘性’福。”25岁的小红(化名)，刚嫁来台湾时，比阮氏莲过得还好，她的先生是家中独子，生活条件阔绰，小红身上戴著名贵的珠宝，出入有司机接送，还有专属的中文老师，在其他越南配偶的眼中，就像是从麻雀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但小红还是闷闷不乐，因为每天与智能障碍的先生朝夕相处，让她无法享有真正的婚姻生活。

　　好不容易才远渡重洋当了枝头凤凰的小红，来到台湾却严重地水土不服，婚后一年半，她悄悄逃离了没有“性”福的家，躲在台北县的私人工厂打零工。警察找到小红的时候，她的时薪只有90元台币，却甘之如饴。

　　“我要离婚！”小红铁了心地宣告着，说什么也不肯再当一只寂寞的凤凰，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她宁愿成为一只单飞的“麻雀”，回越南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越南新娘潮的荣景不再，在台湾，有越来越多“宁为麻雀”的越南籍新移民女性，为了逃离赌博、外遇或家暴的先生，甚至独力抚养年幼或患病的孩子，想尽办法开起了一家家“越南小吃”、“越式河粉”。

　　至于假结婚、真卖淫的越南籍女子，或是婚后学会签赌、抛夫弃子的越南籍“麻雀”也不乏其人，只是先生碍于男性尊严不愿张扬，迄今仍缺乏正式的统计数据。

　　凤凰“老娘”

　　“刚到台湾的时候，很多人叫我‘外籍新娘’，起初还以为是‘美丽’、‘很漂亮’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个称呼含有歧视的意味。”早在10多年前就和台湾人结婚的越南新移民陈凤凰说，从胡志明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她就嫁给了到越南工作的台商先生，育有一对子女之后，才来到台湾定居。

　　“我是‘老娘’，不是‘新娘’了。”每当听到有人再叫她外籍新娘时，已婚多年的陈凤凰就用“我是老娘”呛回去，给对方一个软钉子碰，也维持了自己的尊严与立场。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台湾的处境，陈凤凰考进了实践大学家庭研究与儿童发展研究所，论文题目写的是“新移民女性家庭价值及婚姻调适之探讨——以越南新移民女性为例”，希望以自身的经验和专业，为台湾和越南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让彼此融合并了解台湾人和新移民的意见与生活呢？”陈凤凰想了很久，决定在小区大学教越南文化和越南语言，并成立“越南妇女发展协进团”，同时发行“越南妇女”刊物，与2006年创刊、发行量约两万份的越文“四方报”，共同刊登并报导有关新移民女性权益的相关讯息。

　　“我们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风雨来的时候，只要敞开大门，任凭风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过。”向来给外界温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满挑战的台湾异国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岁月，以及一双柔弱的肩膀，为自己撞开了幸福与平权之门。

　　寻找田园牧歌的婚姻采购员

　　选个中意的老婆是天赋人权，想要通过嫁人改善处境也是很多女性的社会流动途径。只是在这种跨国婚姻采购中，婚姻中的交换关系被不人道、不均等地商业化了。

　　文_李思磐

　　资本的本质是流动，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一点不错。和时刻寻找人力成本洼地的资本一样，婚姻市场的流动趋势，越来越勤于往人工便宜、劳工权利差的地方迁徙。

　　先是欧美男找日本女，之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女身上；轮到“亚洲四小龙”男，找的是中国大陆女或者东南亚女，而中国大陆男只能找东南亚女。就在媒体注意到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试图往越南设厂之后，很快就兴起了中国男性的越南相亲团。

　　中国果然是崛起，虽然并没有像一些床笫爱国者的幻想那般，把欧美和日本姑娘纳入麾下成为自己的性奴隶，但到底，中国男人也能跨国选妻了。跨国婚姻中介宣传用语似曾相识，无非是温柔顺从会理家，淳朴节俭不拜金，尊敬丈夫，美貌并且处女。如果记得没错，这几年崛起的“富豪征婚”，也是坚持这套金科玉律，可见这已经是非常奢侈的梦想。

　　一个人想找什么样的伴侣，通常有很多个人化的考量，他人无需置评。不过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跟“富豪征婚”人人喊打不同，跨国相亲却引起不少男性共鸣。某位中越通婚中介的高调人物，在网上其帖子、照片转载率惊人。他无论是发帖，还是跟帖，都对当下的中国女性和婚姻，发表了不少意见。最典型的，就是“中国老婆的素质”——不勤快、不温柔、拜金，管家不用心，还吵吵嚷嚷争家产；相应地，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中，越南的新娘在他的描述中，如同一曲田园牧歌，让不少单身汉感受到一种另类的浪漫。比如见面一天就给男人洗袜子、内裤，如大旅行时代的欧洲王公所见识的东方后宫一般给男人捶背，在交往关系中，男人从不会觉得难以掌握。

　　不过这种浪漫想象，并非中国人的专利。欧美的新郎们也曾如此想象过东亚女子—就是那些被越南征婚者们抨击的城市拜金女。尽管文化背景与亚洲完全不同，那些到消费便宜的岛国进行性采购(批发和零售都有)的男主角，谈到一盘宽面条就能约会到的稚龄女子，并对照自己痛恨的前妻和国内“拜金”女，遣词造句都和越南征婚男相似。

　　事实是，只要一个地方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排序中处于次一级，当地的女子，就会被排序靠前社会的男人集体想象得更温柔，更有女性风情，并且更容易获得—譬如老男人可以找青春美少女，丑男人可以找如花姑娘。其实真相并没有这么浪漫，古老的大男子主义，和不够有竞争力的加工型产业一样，都不太容易适应个人有了权利自觉、也相对更有权利保障的社会。大男子主义者们考虑的，和鞋厂老板的招工、设厂逻辑其实差不多，那就是成本低，权利保障更低，容易控制。

　　这些喜欢骂女人拜金的精明婚姻采购员，真要是女孩子都不拜金了，他们还找不着北呢。不正是循着拜金的逻辑，满肚子的经济理性，他们才有了这趟越南之旅吗？一路上喜滋滋地记录着各种便宜花费，还预先想好假设与越南妻子离婚也不会被分家产，只相当于损失了两万块钱，这在国内给某个女友买化妆品都要这个数了……如果女孩子不介意他们兜里坚挺的人民币，这些不年轻、长相普通、性经历不单纯，对女性也明显缺乏关爱和尊重，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男人，在婚姻市场上有何优势呢？

　　不过话说回来，在这越南相亲大潮中，我们听到的声音，无非来自男人。选个中意的老婆是天赋人权，想要通过嫁人改善处境也是很多女性的社会流动途径。只是在这种跨国婚姻采购中，婚姻中的交换关系被不人道、不均等地商业化了：男人被当成高高在上的消费者，而女人被降格为货物。作为消费者的男性，不难控制风险，增加收益(譬如一千块看数十个姑娘，譬如随便拍女孩们的肖像在网络上显摆，譬如在改变主意的时候不必考虑对方感受抽身就走)，而这个婚姻市场的另一半——越南女主角们的想法和处境，我们无从得知。

　　越南姑娘如何看待那些用逛大卖场的心情来“谈恋爱”的男子？在这个相亲产业链，女孩们能否得到充分的资讯、透明的沟通机会来决定人生大事？本来已经非常低廉的聘金中，有多大比例会被中介环节吞噬？在对她们的相貌、可控性和处女膜进行一番称斤论两的考量之后，把她迎娶回去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会给二十刚出头的她，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在一个无亲无故的异邦，男人们对外声称的“买来的新娘”身份，会让她们面临怎样的人际环境？当她们遇到婚姻中的困难，譬如在中国发生率为30%的夫对妻暴力事件、或几率为3成的离婚，甚至以婚姻为名实行欺诈、性剥削和侵害时，谁能给她们帮助和保护？要知道，人毕竟不是货品，人生也不是一张发票那么简单。(作者系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

　　毕然：越南新娘是一面镜子

　　在她们身上，能够折射出我们自己。如何对待她们，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充当了诸种支配逻辑或符号暴力的共谋，却浑然不觉。

　　文_毕然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跨国婚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从原来对海外关系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被戴上崇洋媚外的帽子，到如今涉外通婚成为时髦乃至习以为常，时代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充分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婚姻市场上，中国一直处于“顺差”的地位。虽然人们对此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但部分国人尤其是男性心中难免怀有一种异样的心理。总有故事谆谆告诫跨国婚姻中中国女性所遭遇的不幸。

　　不过近些年来，随着“越南新娘”的登陆，这个格局似乎发生了重要改变。在很多人眼里，这无疑可作为中国国力提高的重要证明。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客观的人口结构基础，最关键的便是由于性别比严重失调所导致的中国即将面临的3000万光棍危机。

　　但这可能还不是导致婚姻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并造成挤压的唯一原因，现实中某些社会性因素使之更加复杂。在男权主导的等级制下，婚姻交换的策略一般都是遵循着“男不高攀、女不低就”的规则。当前人口流动频繁，城乡婚姻市场统一，已经显著改变了多数人口的通婚圈的半径。然而，在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等级化的婚姻市场和择偶规则共同作用，导致婚姻资源配置的失衡，其突出表现即所谓“甲女丁男”现象：一方面是大城市中“剩女”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欠发达地区“光棍村”的大量涌现。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经济变迁对人们择偶观念和模式的冲击。婚姻市场上的稀缺性提高了部分女性的身价，导致在很多男性看来，城市女性在择偶时眼光过高，有房有车(而且必须全款，按揭免谈)已经成为部分女性谈婚论嫁的必备前提(奇怪的是，如果女方有房有车则更是愁嫁)。经常有网友不无戏谑地罗列和计算各地城市娶媳妇动辄上百万的成本。残酷的现实压力，令部分男性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的同时，也导致他们在择偶上不得不转移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新娘”作为备选对象亮丽登场。“花几万元娶越南新娘”，尽管对很多人而言还仅仅是一种美丽的异域想象，但跨国婚介机构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对于苦苦打拼、求偶困难的大陆男性而言，的确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在一些大龄男士、欠发达农村的未婚者或是外出务工者中，对此有着更加现实的巨大需求。

　　同时，年青一代女性的主体性不断增强，个性的张扬同时也成为她们难以洗刷的群体污名。而越南新娘“勤劳”、“听话”的刻板印象与性别意识崛起的中国女性形成鲜明比照，无疑更符合当代中国男性理想中妻子的标准。于是，一些自称无法忍受城市“拜金女”的单身汉，参加了远赴越南的相亲旅行团。

　　“越南新娘”已经变成了符号焦点。围绕这个话题，总是充满了各色的奇谈怪论。当然，感兴趣和发言的大多数都是男性。可想而知，真正跃跃欲试的毕竟只是少数，但有人从中找到了“大国的自信”，更多人则借机表达对中国年轻女性的抱怨甚至谩骂，结果总是演变为性别大战，并往往上升为有关民族国家尊严的宏大叙事。

　　然而，“越南新娘”作为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我们还很少听到发自她们自身的声音。她们的社会融入、生存生计、情感体验、身份认同、公民权利等等，对于公众而言，都是谜一般的问题。仅有的一些故事中，她们只是作为完全被动的客体而呈现，叙事角度也完全是从男性中心出发，或纯粹服务于商业目的，或仅仅满足于猎奇的心理。

　　说外嫁中国女只为“索取”也好，说中国男性娶越南新娘属于“扶贫”也罢，实际上这些都是处于同一套逻辑和霸权的支配之下。诚如台湾学者夏晓娟所言，商品化的跨国婚姻实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在此过程中，核心、半边陲及边陲两地被排挤至边缘地位的男女劳动者为求延续生存而形成的结合。“当较富裕国家的男性的优越位置被日渐提升的女权所威胁时，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他们转向贫困地区寻找继续延续父权关系的管道。”

　　跨文化的家长制无处不在，“越南新娘”难逃其掌心。在资本国际化的今天，她们的跨国婚姻无非是这样一些不平等的支配结构性别内化的别样呈现。以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看，“越南新娘”作为跨界流离的“他者”，对于我们而言，更主要的是一面镜子。在她们身上，能够折射出我们自己。如何对待她们，也就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充当了诸种支配逻辑或符号暴力的共谋，却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