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陈锋
针对“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向记者发‘封口费’”的消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于29日通报了初步调查情况：此次“封口费”事件中，共有28人登记来访，其中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的有2人，另有6家媒体收取费用，其中一家属假冒。以采访名义登记的人员中，只有少数是记者或新闻单位工作人员，多数是假冒在新闻单位的“假记者”（中新网10月30日）。
记者领取“封口费”已经够耻辱了，所幸《中国青年报》爆出内幕，为新闻界挽回了一丝脸面。然而，我注意到，多家媒体转载新闻时标题是“28名‘记者’只有两人有证”，庆幸之意跃然纸上，仿佛在对公众说，你看，只有少数害群之马，大家要相信新闻界的纯洁。这个调查结果由权威部门发布，大概是可信的。但紧随其后的推理很值得推敲：没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就是假记者吗？
试问，什么是真记者、什么是假记者？普通公众只知道，在公共新闻媒体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人，就是记者，除此之外，谎称自己是记者的人是假记者。这个常识很简单。记者证又是怎么回事？一种是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此外，各家媒体都会自行印行，名目各有不同，工作证、采访证、记者证等等，不一而足。
全国各地新闻媒体里，未持有总署记者证的有两大类。一是刚踏入新闻媒体的新手，媒体对他的考核期尚未结束，媒体自身只能发给一个工作证，或者干脆什么证也不发（基本上也不会影响工作），入行一年后，在各省新闻出版局的组织下，再参加所谓的“培训班”，经考试合格，才能获得总署记者证。其次，全国性大报驻各省市记者站的记者，往往只有个别记者拥有总署记者证，或者都没有，比如记者站刚建起来的，各项事务都在审批中，但他们的工作已经悄悄在开展了。这类记者站的一个最大功能往往是以记者之名为母报创收。“封口费”中被指的“假记者”，不排除上述两种情形。没有总署记者证被指为“假记者”，着实冤枉。
出事的煤老板命案在身，必定更加心狠手辣，岂是假记者所能哄骗的了？这时候假记者来忽悠他，无异于找死。只有真正的新闻从业人员，才有去现场调查然后被封口的可能性。有偿新闻、有偿不新闻，确实可耻，这关系到职业伦理。但在此之外，现行记者证制度，也到了反思的时候了。
就在2007年年初，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兰成长被黑煤矿主打死，当地有关部门曾作出“兰成长不是记者，只是中国贸易报山西站的临时聘用人员”的认定。媒体也一再声讨。但六个月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却显示，《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经批准成立于1989年，兰成长被确认为该站记者，矿主被判无期。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难以认定的情况？
这跟我国现行新闻出版管理体制有关。矿主在打人之前，先行咨询知情人士，在兰成长拿不出总署记者证的情况下，即施以毒手。这些被外界视为记者，报社内部视为广告员的人，他们拉到广告时，往往可以署名“本报记者”，市场经济后，媒体也是企业，当然也需要考虑生存问题。而一旦出了大问题，又由于这些编外记者事实上与报社只有业务依存关系、却没有真正的人事合同关系，报社就很可能不认账了。
揭开记者领取封口费真相后，戴骁军成为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等媒体竞相追逐的采访对象，同时也不免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戴骁军和家人接到不少恐吓电话，时时担心自己9岁儿子的安全；他所服务的报社总部却没打来一个电话，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戴骁军并非该报正式记者（《南方日报》11月6日）。从公义上说，戴绝对称得上真记者，但他如今却没有名分。这是典型的真记者被目为假。而这远非孤例。
我国的新闻记者证管理体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在党报一统天下的时期，没有暴露出这个问题。如今都市报群雄并起，报业竞争空前加剧，此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大有赶超之势，得不到总署记者证的真记者，只会越来越多。“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机制，已经远不能适应传媒业急剧发展的态势了。
笔者也是“无总署记者证”的记者之一。文末只想说一句：不能把没有总署记者证的真记者清扫出记者队伍！（编辑 杜华 投稿信箱：zyct@vip.sina.com）（中原网福州11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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