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责任：探访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

　　核心提示

　　一切劳动由队长分配，绝大多数社员依赖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中国其他地方来说，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在距石家庄市约50公里的晋州市周家庄乡，这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从1958年至今，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活了50年，它也成为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而且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周家庄乡的未来究竟如何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还是觉得集体经济缺乏相应的积极性，乡里的大多数干部也都不愿意外界把周家庄乡称为“人民公社”。

　　一切劳动听从队长安排

　　走进周家庄，楼房均为统一的大小、统一的样式，在统一的门楼两侧，柿子树的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白光，大街上既看不见垃圾，也看不见家畜，也很少有行人。

　　9月11日午后，仲秋的阳光依然毒辣。

　　吴平和另外7个壮劳力正在周家庄乡政府对面平整一块土地。每铲七八锨土，吴平都会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额头的汗珠。“队长让平地的，地平整好干啥用我们也不知道。队长让干啥咱就干啥，用不着问那么多。”吴平说。

　　就在吴平平整土地的同时，不远处的高秀容正在修剪一个篮球场外围的冬青树。

　　与吴平的回答一样，高秀容也说，她修剪冬青树也是队长给分的活。“在我们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劳动都是队长分配，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这样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队长就要扣工分。”高秀容说，她属于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修剪好一块篮球场外围的冬青树可以挣5个工分，“去年一年，根据我的工分，队里发了6000多块钱，男同志一年一般可以挣1万多块钱。”

　　周家庄乡一切劳动量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下地干活的，看大门的，打扫卫生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

　　周家庄乡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进行了具体规定，比如收割机收小麦，一平方米掉小麦不许超过13粒，否则便被罚公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杂物，进行查验。

　　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到合作社一般也不会作大的修改。

　　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队长必须懂技术，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老是换人也不好。”

　　“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的改革由农村起步，而农村改革的起点正是包产到户。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为中国理顺农村生产关系打开了新路子，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大幕。那么，1982年时，周家庄乡是如何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中成了“例外”？

　　提起此事，周家庄人都会想到雷金河。直到2001年去世前，雷金河一直都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周家庄现在周密分工的最初制定者就是雷金河，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定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雷社长对我们周家庄的贡献太大了，可以说，没有他也许就不会有周家庄的今天。”65岁的周家庄人吴保天说起雷金河，话语中还带有些许崇拜。而周家庄乡现任党委书记雷宗奎就是雷金河的孙子。

　　“1982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不过，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 吴保天说。

　　“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自从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周家庄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

　　事实上，周家庄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后，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

　　允许个体经济的“人民公社”

　　“要想了解周家庄，就必须转变固有的观念，这里跟其他许多地方真的大不一样。”王月双激动地说，周家庄允许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他们并不乐意叫“人民公社”。

　　30年的时间，已经让改革开放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周家庄也不例外。在周家庄，同样有一些人不愿意受集体经济的束缚。

　　范红（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是二队的社员，在周家庄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范红告诉记者，她的商店开业4年了，4年前，她到石家庄为做生意的亲戚帮忙，便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

　　“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不满，做生意是我的个人选择，如果不做生意，每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觉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有点不自由。”范红说。

　　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公民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

　　范红选择自由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因为她每年要向队里交纳1000元的公积金。

　　根据周家庄乡合作社的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合作社的各种福利。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的免交）。

　　虽然范红现在选择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中去。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曾在2001年调研发现，从1984年到2001年18年间，周家庄的非公经济在全乡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目前，周家庄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左右，去年非公经济纯收入863万元。

　　非公经济的增长，虽然没有增加集体收入，但无疑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而且实行自由的流动政策，也让社员没觉得集体是对他们的一种禁锢。这也让“人民公社”多了一个存在下去的理由。

　　20年前实现中小学免费

　　周家庄共有劳力6000多人，其中80％在企业，15％从事农业，5％从事个体私营业。

　　2006年，周家庄工农业总收入48678万元，人均收入达到了晋州市最高的5609元，财政收入也是全晋州市第一。

　　由此可见，周家庄这个“人民公社”仍具有一定的活力。就在老百姓收入增加的同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增加的受益者自然还是周家庄的社员。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随后，中小学一切费用全免。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福利政策也是在不断改新，以前，养老津贴是每个月30元，从去年开始涨到60元了，目前，我们正在酝酿一批新的福利政策。”王月双说。

　　公社里的福利体系、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其实是靠乡里的9家集体企业在支撑。

　　一份资料显示，2005年，周家庄的农业纯收入是2121万元，而一个周家庄阀门厂的纯收入就达到2549万元。

　　吴强是阀门厂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一万多块钱，真正在工厂内做工的人都能发两万多块。”

　　“人民公社”期待改变

　　虽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让社员“不用操心”、“生活有保障”，不过，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模式存在不少弊端。

　　“我还是感觉把地分了好，这样更公平，干活更有积极性，可是我们又不敢说，自己做生意吧，也没那本事。”二队社员吴女士说，“我们队长光会给我们分活，他自己就从来不干，发的钱却比我们都多。”

　　吴女士还向记者透露：“周家庄乡的很多干部，包括生产队长、几个厂的厂长，都是乡党委书记雷宗奎的亲戚。”

　　对于吴女士的说法，王月双这样解释：“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做到让人人满意。多年来，周家庄的风俗是女不外嫁，男不外娶，所以，要是追根溯源，周家庄人人都是亲戚。”

　　周庄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说，周家庄乡从乡长、副乡长，到武装部长等，都是没有工资的农民身份，分红收入只比平均水平一万五六略高一点。

　　让周家庄乡的干部们最为得意的福利政策，也有社员提出质疑。

　　“啥福利政策啊，我们可没感觉到，其他乡镇的农民吃水、孩子上学也是免费。”三队社员韩先生说，“应该把地分了，那样干活才有积极性，那些想混饭吃的人就混不成了。”

　　吴女士和韩先生都提到了“积极性”，这也是乡党委书记雷宗奎一直思考的问题，他已经意识到，生产缺乏积极性，工业过于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集体经济的局限性。

　　那么，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延续，它的明天在哪里？

　　这些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雷宗奎，他也说不清楚。他只是觉得，集体经济确实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增玉认为，从目前的现状看周家庄的体制是完全可以延续的，“关键在于人的因素”。

　　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慢慢地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业生产。雷宗奎设想，要提高农业机械化，再到外面聘一部分劳力。

（ 作者：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