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扶不扶”的纠结？
10月13日，南京街头一位骑电动车的老人被一辆迎面疾驶的依维柯吓的摔倒在地，涉事的年轻车主也被吓的不敢上前扶老人。路过的南京城管执法人员一看，毫不犹豫将老人扶了起来，受到围观市民赞叹。刘春勇 摄
就在9月发生“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后，新京报与清研智库联合推出一项以1005人为调查样本的调查显示，超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在“扶老”前要做好自我保护，比如请人拍摄全过程等。此外，诸如“南京一老人街头摔倒，涉事车主不敢扶城管来扶”，“被扶老人欲报恩，救人者不敢承认”等新闻见诸报端，令人哭笑不得之余又引人深思。
“扶不扶”似乎成了一个无解方程，如何才能破解大众的纠结？
有声音指出，诬陷者不仅需付出道德成本，恶意讹诈他人更要付出法律代价，应将讹诈行为记入个人信用系统，提高威慑力。
2014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建议，国务院有关部委应高度重视公民救助行为立法工作，尽早制定出台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条例要将救助行为免责作为核心内容，对歪曲事实真相、诬陷救助人的被救助人规定相应的惩戒措施。
对于这种路遇求助、想施援却有顾虑的情况，上海拟借立法破题。《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因拟加入社会急救相关内容，被称“好人法”。上海市人大代表吴坚认为，社会急救应鼓励甚至奖励，建议设置相应的基金，为公众救助可能产生的损害赔偿“兜底”。下个月，“好人法”将提交草案审议。
此外，专栏作家陶短房撰文提到，“在国内，交通事故造成的治疗费用，医保不予报销几乎已成全国通行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也该做出改革。而在医保政策未改之前，对于上了年纪行动不便的老人，建议子女投保意外伤害险，这样也可让保险公司分担风险。”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郑路也曾指出，中国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可报销的比例非常低，是“扶老人”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老人如果摔伤，可能对于他本人和家人都是很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担心子女埋怨自己。如果医疗保障能够减轻老人这一负担，他们也就没有必要找人转移责任，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有观点称，“扶不扶老人”总被热议，潜在地折射出人们呼唤社会信任感的心理。在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里，道德规范才比较容易作为一种合乎人性和常态的力量产生作用，才能降低其实现的风险和成本，人们才不会深陷在一些两难选择中不知所措。(完)
